我们没有权力去抱怨，但我们有责任和其他人一起让这样一个世界恢复到正常的秩序。我们除了为生存，还有什么呢？

  非典事件毫无疑问不是一场阵痛，它不但拷问着一个城市的承受力，一个民族的承受力，更成了考验中国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一块试金石。

  成功的危机公关行为，不但能极大地提升政府的形象与威望，也能增强政府在公众中的凝聚力和美誉度。

  在这次“非典”事件中，在“抗非任务压倒一切”的现阶段，我们的政府和民众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作为危机中的每个公民和每个单位，我们不但要理解政府的作为，更应积极地配合政府，把整体的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放在首位，把国民的安全感视为最高的价值选择。政府，给民众更多信心；民众，给政府更多信任。

  非典疫情表面来看是个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但其对交通运输、教育秩序、商品零售等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冲击，对社会稳定构成了隐性的威胁，所以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不为过。正如总理所说，“搞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必然的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然的联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必然的联系国家利益和我国国际形象。全国上下必须进一步动员起来，坚决打好同非典型肺炎疫情作斗争这场硬仗。”——南方都市报

  ——南方周末危机公关是公共关系学上的概念，指政府、企业或社会团体从公共关系的角度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事件进行相对有效处理。政府公关能力，是指政府在自身的公众信息管理、公众舆论管理、公共关系管理以及公众形象管理方面所具有的能力。政府公关活动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促进公共认知，提高政府的美誉度以及公众的信任感；二是实现公共利益，提高社会效益。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抗击非典，加强制度建设是关键，首先要研究制定安全危机的预警机制，建立公共卫生预警机制的实质就是要加强对危机的“事先预防”，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政府事先必须强化和完善公共卫生管理的措施，创新管理模式，研究发生公共卫生危机的各种可能性，事先介入，事先建设，力图避免可能的危机以及不必要的损失。

  其次是要加强危机的处理机制。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当安全危机发生后，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反应，主动积极介入，将危机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最小化。各单位和机构不能独自作战，应该有一个临时协调机构进行总负责，有效地对公共资源来管理和使用，确保这些资源得到最大化运转和最合理化使用。

  毛寿龙：政府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一定要保证其对外公布的信息与内部所知的是一致的，从后果的角度讲，隐瞒了一部分信息或者信息不够一致，往往会导致更多毫无权威的信息发布源。

  毛寿龙：首先应该准确地预报信息，其次应给各方提各种合理建议，第三，做一些配套性的工作。

  毛寿龙：首先，发布信息不要以专家个人的名义，应该由专家委员会或者政府发言人的方式，追踪发布，一次是不够的。其次，应该与媒体合作，比如，在美国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使用备用电池的收音机，日本也类似，电视台有一些专门的定时发布危机预报的频道。——据《三联生活周刊》

  现代政府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而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遇到难题的时候，应该开诚布公地与全体公民共度难关。

  ——新华网发展论坛所谓有限责任政府，并非是说政府遇事可以不尽全力，而是根据原则，既然公民只是把一部分权利让度给政府，则政府行使的也只是有限的权力。

  政府和公民的关系，特别在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应该是双方商量着来；应该把事情的真相尽快向公民告知，不管你此时是不是已经成竹在胸。

  与多次强调：经济上的损失是可以弥补的，而人的生命则只有一次。我们高兴地看到，地方政府以及各行业管理层也把各自的利益暂时放置一边，做出许多珍惜生命的决定。

  政府及其附属各公共部门存在的最原始的合法性基础，就是做市场不愿做也做不到的事情。市场最基本的属性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按照这种规则，在“非典”流行时，公众对于防治“非典”药品的需求就会增长，药贩就会乘机涨价牟利，他们绝不会考虑到整体的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这时候，只有政府才能以“铁腕”的身份出现，将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置于首位。事实上，在“非典”危机中我国政府就是这么做的。控制药品价格、调整政府高级官员，都表明了政府防治“非典”的决心。——新华网

  为防非典扩散，今年五一不放长假；甲A、足协杯等全国性足球比赛暂停，研究生考试暂停，雅思考试暂停，机票听证会取消，一些地方的学校停课，有的地方关闭了娱乐场所……

  在危机时刻，在经济利益与人的生命之间的选择不可避免。在这两难选择中，慢慢的变多的决定体现出政府人文关怀的理性---为保护生命，宁可放弃眼前的经济利益。

  北京市民政局：“非典”病人遗体不搞告别仪式海南：“非典”列入基本医疗保险目录

  反思之一：政府的疫情及危机处理机制有待健全。政府在这次疫情的处理上显然是较为有效、及时，也是显得较为开明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从这次并不严重的疫情却产生的对广东本地甚至对整个中国地区的巨大影响和波动来看，不得不承认，我国的疫情处理机制和西方国家比还显得较为落后和脆弱。

  反思之二：社会危机管理学研究相对薄弱。在我们的政府越来越智能化、精英化的今天，学者的相关研究对政府的决策、行政技术水平也就产生逐渐重要的影响。政府在危机管理方面的相对薄弱和学者的相关研究相对落后也是紧密相连的。

  反思之三：公众危机意识教育亟待加强。假如没有必要的科学知识和理性态度做基础，知情的结果却也可能是惊慌失措，甚至在经过反复的传播、震荡之后，造成广泛的影响。

  真正建立起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责任制度，其负责的地区、部门在工作上有问题，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撤职的撤职，该法办的法办，最起码，该引咎辞职的就引咎辞职，开政治清明，敢于负责的先例。——南方都市报

  欧洲国家处理疯牛病等危机及面对恐怖活动的有效迅速国际协作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处理此类突发事件的模式是：政府有关部门立即设立临时的指挥中心（日本称为“对策本部”），由一位高级官员负责协调和指挥事件的处理，有紧急调配所需各种资源之权，同时设立新闻发布中心，由专门的新闻官负责发布相关的消息，一方面使媒体有权威的消息来源，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政府能控制消息的公布，特别是涉及案件的细节和破案进展并不适合随时公布，也可以有效的预防不准确消息的流通。

  日本的危机管理体制是以内阁首相为最高指挥官，由内阁官房来负责总体协调、联络，通过安全保障会议、阁僚会议、内阁会议、中央防灾会议等决策机构制定危机对策，由警察厅、防卫厅、海上保安厅、消防厅等各省厅、部门依据详细情况予以配合的组织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根据危机种类的不同，启动的危机管理部门也不尽相同。

  在9·11危机发生之后，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明智地把动员社会参与放在了危机管理的重要位置，如发动群众进行城市救援、动员公众开展大范围的献血活动和募捐工作。这不仅降低了政府救治危机的成本，提高了效率，还使公众更多地了解到真相，去除恐惧，缓解了危机在公众中产生的副作用。